“文革”结束，俞葆桢经过漫长等待，终于如愿入了党。他很兴奋，想：“这是肯定，也是督促，要珍惜。”就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，总出差。家中里里外外全靠林月娥一个人。

1977年，居委会涨工资，分5元、7元、9元三档。林月娥工作表现突出，大家一致推举她最高档。林月娥对领导说：“我家困难少，把最高档给更需要的同志吧。”

1978年，俞葆桢和林月娥的第一个孙子俞骏出生了，二儿子、三儿子也先后成家。大儿子俞雷良是“老三届”，1969年去黑龙江虎林县插队，一呆就是12年。国良、伟良先后参加工作，一个在633研究所做机要通讯员，一个在上海第二袜厂做技工。国良还很快入了党。俞雷良每次回上海，都要叮嘱两个弟弟在单位要努力，要好好表现。

1983年，单位分给俞葆桢一间房，16平方米，算是对他一辈子工作的认可，全家都很高兴。1985年，俞葆桢退休，但很快又被返聘了5年，兼干会计和宣传。

1986年林月娥也退了。退休前同事发现她有一堆还没来得及用的调休单，街道领导知道后，特地给她加了一个月工资。虽然退下来。但弄堂里谁家有个什么事，还愿意找她。

老两口退休了，儿孙们则一步一个台阶在进步。

1995年孙子俞骏参军，完成了奶奶的一个心愿。当年，梦想当兵的俞国良因心跳过快，体检没合格。这一次，林月娥专门到征兵办说：“我孙子17岁，明年想当兵。”人家说：“今年就可以，来填表吧。”就这样，俞骏开始了在井冈山的军旅生活，做了一名雷达兵。

俞骏记得，出发前，奶奶满脸严肃：“我对你没别的要求，就要把党入了。”入伍5年，俞骏一直把奶奶的话记在心里，一年一张奖状，很快入党并当上士官。复员那年，南京路的上海百货公司，从众多上海籍的复员老兵挑走8人，俞骏是其中之一。没过两年，他就当上了柜台组长。

2000年，二儿子俞国良看到周围朋友都出去闯荡，自己也坐不住了，辞掉了公职，应聘到大众汽车保险公司。三儿子俞伟良则从工厂出来又去了企业，很快成了单位骨干，还被派到捷克去学习，后来专门负责企业的广告装潢、新品发布，常往珠三角一带跑。

2001年和2002年，国良、伟良各自买了新房。俞国良选来选去，觉得浦东开发快10年了，后劲更大，就定在了浦东。俞伟良的房子则在浦西，100多平方米，还选了个23层，老两口听后觉得太高，可俞伟良认为高层视线好。

俞国良的儿子俞毅峰做软件，在公司里独当一面。俞伟良的儿子、俞葆桢的小孙子俞霖炜是“90后”，正在东华大学读大三。有些腼腆的俞霖炜，已经是学校的入党积极分子了。

全家福

(2010—2011)

俞葆桢退休金每月2300元，林月娥2100元。儿女孝顺，没有什么可愁的，两位老人开始为一些事情花起了心思。

解放前在棉行抄报行情的经历,让俞葆桢对股票很喜欢。他每天都要步行半小时到合肥路上的营业厅看大盘。虽然是老股民，俞葆桢却依然喜欢“短平快”，为此没少“割肉”。林月娥有些埋怨：“我还想攒钱给孙子留学用呢。”

2010年，全上海都在迎世博。老两口想：“虽然岁数大了，但还是能做些事的，何况都是党员。”

就这样，一个忙着为社区画板报，一个为当平安志愿者做准备。

俞葆桢画起板报来一点不含糊：设计版样、拟稿、绘画，每一步井井有条，80多岁的手依然能利落地写出漂亮的花体英文。卢湾区区委书记徐逸波听闻80多岁的老同志画世博板报，专门登门慰问，称赞他是老党员发挥余热的表率。为了“创作”好社区的黑板报和宣传栏，俞葆桢自己花钱订了好几种报纸，看到好文章就剪贴下来，已坚持7、8年，攒了几厚本。

林月娥也就等5月1日了。可事有不巧，4月14日，她出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只得休养数月。躺在床上看世博会开幕式直播时，老人有些难过。

老伴躺在床上，俞葆桢只能由儿子陪着，一个人去逛世博园。高温之下，俞葆桢的身体一度让家里人很担心。但老人竟然一口气看了28个馆，问起哪个馆印象最深，“才老好额!”(上海方言，意为“都很好”)，自己倒说不清了。没当成世博志愿者的林月娥，世博会后赶忙参加了社区志愿服务队，每个周日都值班，老人说了，要弥补点遗憾。

儿孙们忙碌着各自的生活，全家人能聚在一起，是老两口最开心的事。每年春节，老两口提前几天开始准备年夜饭，12个冷盘，4个热炒，从来没变过。后来，三个儿子轮流做东，在酒店吃饭，老两口也是兴高采烈。

2010年5月14日，老两口60年钻石婚纪念。儿孙们在上海有名的王朝酒家摆了两桌，俞葆桢82岁的妹妹俞春仙来了，怀孕的孙媳妇也来了。餐桌上，一家人照了张全家福。2010年11月，俞骏家生了个女孩儿，取名叫俞典，俞家四世同堂。儿孙辈都是男孩，曾孙女的到来，让俞葆桢和林月娥喜出望外。说起现在的生活，老两口很感慨：“从那个年代过来的，知道现在的珍贵，都是党给的。”

2011年5月底，俞葆桢终于画好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第一期黑板报，落款时，俞葆桢有些兴奋，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那张幸福的全家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