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这一代人基本出生于清朝末年，年少时免不了要读孔子的圣贤书。与欧洲文明的鼻祖苏格拉底、柏拉图等相比，孔子极其文化独具魅力。

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均出生在清朝末年,他们在少年时代肯定都是要读圣贤书的。而我们第二代领导人多出生在民国初年,虽说科举制度早已废除,但新式教育制度的推广尚有一个过程,所以我们这一代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少年时是在乡下接受私塾教育的。我在20世纪20年代,曾经用心读了些孔子之书、孔门之书。之后当我再读高小、读师范接受新式教育时,又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,对孔孟之道持批判态度。有趣的是,60年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,我进入老年,却又担任了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。

邓大姐点将

给我派这个活的倡议人,是“文革”后期在“四人帮”搞的以“儒法斗争”解释历史的批林批孔批“周公”运动中首当其冲的“大儒”——周恩来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同志。事情是由她到曲阜视察引出的。

1983年夏,时任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去山东视察工作,特意到了曲阜。曲阜当时是怎么一种状况呢?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不久的1966年冬,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,带领“讨孔战斗队”,到曲阜造孔子的反,胡乱折腾。虽然周总理马上出面制止,但被合称为“三孔”的孔林、孔庙、孔府等古迹,已遭到他们严重破坏。两千多年来受到历代中国人景仰和尊重、被称为“万世师表”的孔圣人竟然受到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师范大学造反派的侮辱,这实在是斯文扫地!邓大姐视察时看到“三孔”一片破败的景象,不禁扼腕叹息。陪同她的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同志介绍说:1979年,经胡耀邦同志批准,山东省和曲阜县已着手对孔林、孔庙、孔府进行修复,但资金缺口比较大,建议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,多方筹集经费,进一步整修“三孔”,并请邓大姐出面领衔主持。邓大姐赞同成立基金会,但认为她不宜出面。她说,有个很合适的人选,就是谷牧同志,虽然他长期在中央、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,但在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,又是你们山东人,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,可以推举他。

我想邓大姐推荐我还有一些没说出,或在当时那种思想解放尚不够深入的形势下不便说出的理由:就是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,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。邓大姐还建议,邀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同志也参加此事。

邓大姐回到北京后,向中央提出了上述建议,得到同意。1984年9月,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,确定我任名誉会长,匡亚明同志任会长。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发出了通知,有关方面都表示赞同。

孔子基金会创办初期的工作

中央交待的事,我当然认真去办。此后,同有关同志一道,建立了由有关方面代表人士100多人组成的理事会,创办了《孔子研究》学术杂志(当时是季刊,后改为双月刊),进行了经费筹集工作,开展了国际孔子、儒学研究的学术交流。1989年10月,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,在北京——曲阜举行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。5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名学者参加。当时分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吴学谦同志主持开幕式,我作了主题讲演。新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接见了部分海外学者,发表重要谈话。他说,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位思想家,我们应引以为自豪。孔子思想,是很好的文化遗产,应当吸取精华,去其糟粕,继承发扬。他在谈话中引用了孔子主张的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,强调不要思想僵化,不要主观主义,并建议编辑出版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，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,这是首次,表明了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视,影响很大,也支持了孔子基金会的活动。

应当说,孔子基金会的工作,已经初步开展起来了。当然今后还要进一步开拓。这些工作,是靠基金会里其他负责同志和学术界的热心人士去做的。我主要拿了些主意,疏通解决了些问题,从各个方面争取一些支持。我担任的社团名誉职务有20多个,比较起来,孔子基金会的事情,我管得多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