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16日，海淀区清河桥永泰园小区，又一位孤寡老人被偶然发现辞世家中。

类似令人感伤的新闻，我们已经报道过多次，在这些无声死去的老人中，甚至还不乏一些社会名流，比如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、原冶金部副部长王汝林先生，比如曾担任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戏曲艺术委员会主任、北京京剧院一级美术设计师郑传恩先生。可以看到，在老龄化压力逐年增加的北京，孤独老人辞世家中已开始成为一种现象，媒体和公众对此的态度也由开始地惊讶转向平静，每次事情发生后，大家都把责任归咎于老人儿女亲戚的失责，归咎于邻居的冷漠。

然而，这些劳苦一生，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人的死真的只是一个私域问题吗？

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，到2002年年底，北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222万人，占全市人口的一成七，其中空巢老人有45万户，占全市老年人口家庭的37％。其中有相当比例的空巢老人年老多病，自己无法应对突然发病这类突发事件。其实，空巢老人无法应对的何止是疾病突发，面对治安案件，面对心灵孤独，他们一样都是无助的。

多年以来，我们一谈到老龄化就是养老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，没错，这些是老龄化社会的基础性问题，的确需要高度重视。但是我们还要认识到，仅仅从宏观视角关注老龄化是不够的，老龄化不仅是社会问题，更是一个个具体“人”的问题，我们更要从微观的视角关注老龄人群，关注他们安全的需要、心灵的需要，把这些全面纳入政府公共政策视野，像重视养老、医疗一样加以重视。

遗憾的是，北京在这方面做得远远还不够，虽然北京市针对空巢老人有专门的政策———“一天一电话，三天一见面，定期拜访”，但是这个政策却没有有效落实，一位居委会大妈说，“我给我自己的亲爹也没一天打一次电话呢！”而在老人一方，这种程式化，缺乏温情与心灵交流的关怀方式让他们逐渐感到反感，“一两次电话还客气，一般到第三次，老头老太太可就不乐意了：我活得好着呢，别一天到晚烦人！”一位居委会工作者如是说。

此外，虽然北京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对老龄工作进行了创新，如丰台某社区为了防止老人受到治安案件的伤害，免费为这些老人安装了门磁报警器；从延庆某社区组织成立社区老年协会；以及8月18日本报报道的，一居委会“暗号”走访老人的感人故事。但是，这些政策与办法只是零星个案，绝大多数孤独老人都处于被遗忘的角落。

所以，在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上，北京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，其实，这个问题并不难，国外有很多经验，比如义工制度———政府组织大量义工经常性地拜访老人，这不但可以让政府随时了解老人的健康与安全状况，更解决了老人心理孤独问题，比如社会养老院———政府在各个社会投资建设的中小型养老院，对那些高龄、多病的老人进行集中供养和关照……可见，解决老龄化问题，我们缺的不是方法，而是思维。只要我们在公共财政投入上对老龄问题加以倾斜，只要我们摆脱什么“政府大包大揽、无所不能”的习惯思路，老人无声死去的悲剧将尽可能地得到避免。

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关注、帮助孤独老人，这些老人不仅是指那些有北京户口的本地老人，更包括那些长期居住的外地老人以及在街头流浪乞讨的老人，他们都是高贵的生命，没有哪个可以被漠视。即使那个因大出血而猝死在北京站广场的老妇，她也是北京的耻辱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耻辱。